二季度，很重要很重要！

作者：关不羽

面对宏观经济的复杂性、不确定性，2022年的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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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巨大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对此，最高层频频释放积极信号，近期更是动作不断。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月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切实保护产权。4月2日，胡春华副总理主持召开外贸形势座谈会，“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千方百计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稳外贸目标任务”。

这三场高规格的会议，定下了经济工作的基调。此外，互联网、房地产两大近年来备受争议的行业，官方也频频给出了积极的政策定调。

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导向是清晰的，也是正确的。能否尽快落实到具体的政策调整和实施中，就是经济工作“操作层”的胜负手。

宏观政策转化为具体政策，最重要的“催化剂”就是现实情况。对经济形势的复杂性，要厘清头绪，才能判断政策的着力方向和着力点。

02

第一季度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今年3月的部分经济指标，提醒了经济运行中的现实困难和隐忧。

最低迷的是服务业，正如某知名财经公号近日发表的《部分经济数据“梦回2020”》中分析的那样，服务业“今年3月的情况比两年前还要糟糕”。

3月份的制造业优于服务业，但也呈现出下滑趋势。国家统计局说法是“3月份制造业PMI为49.5%，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有所放缓”，“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9.5%和48.8%，比上月下降0.9和1.9个百分点，均降至收缩区间”。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第一季度各地财政的预算内税收表现比较理想。第一季度全国12强城市中，上海和北京亮眼，杭州和成都也有不错的增长表现。同期相比为负的分别是深圳-4.66%、重庆-0.72%、天津的-10.16%，以及南京的-2.62%。整体上还是保持了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态势。

但是，其中也有让人担忧的信息。转负的城市中，天津的表现有点“扎心”，但深圳转负的信息更需重视。这两年深圳财政的表现一直很出色，是上海、北京之外唯一实现第一季度财政收入过千亿的主要城市。今年第一季度转负，主要因素是受疫情影响。

实际上深圳这次疫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影响却是如此明显。这不禁让人担心，正在防疫“全域静止”的上海在第二季度的“考分”。上海的人口基数、经济体量都大幅超过了深圳，目前看来防疫清零模式会将会持续较长时间，损失可能远超深圳。

更让人担心的是，12强榜单中其他四座长三角城市如若也受到本轮疫情波及，后果将是严重的。长三角五城的财政底子厚，即便受到防疫影响经济出现滑坡，自存应该不成问题。但是，长三角作为上缴中央财政的重镇，如果经济受到重创，财政影响将是全局性的。

而奥密克戎又是中国防疫全新的考题，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这很难让人不忧心，本轮严峻的防疫态势，会对中国经济“稳增长”目标会产生较大影响。

业内预估第一季度GDP增速或降至5%以下，可能在4.8%左右，这距离全年5.5%的目标有较大的差距。

由此可见，近期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防疫。这一影响既是行业性的，也是地域性的，叠加起来就是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服务业中的文旅产业在近三年受到的重创毋庸置疑，今年一季度的表现已经“梦回2020”，经历一次更严重冲击的后果可想而知。

制造业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防疫期间企业停工停产、物流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增加，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困难重重。

制造业遭遇困境，同样会延伸到外贸领域。中外人员往来受阻，物流障碍，会造成海外订单的流失。

因此，疫情防控是2022年中国经济最大、最直接的不确定性。而疫情防控造成的复杂性在于，既涉及不可抗力因素，又涉及政策性因素，变数颇多。绝对不能因为海外各国纷纷开放，低估了本轮疫情对中国经济的重大影响。

03

仅次于防疫形势的，应该是国内主要行业的产业政策因素。

中国经济的行政强势是毋庸置疑的，产业政策决定了相关行业、相关企业的基本面。

和疫情的不可抗力因素相比，各级政府级相关部门主导的产业政策，理论上来讲有更好的可控性。及时调整的主动性完全由相关部门掌控，不用看病毒的“脸色”。

最高层一再强调“收缩性政策”的谨慎出台，就是很有针对性的药方。多次积极的政策定调，意在营造更为宽松的市场环境。不过，政策调整依然需要过程。

就目前来看，近年来受政策影响最大的两大行业，房地产和互联网的政策调整步调并不相同。

房地产领域的政策调整相对比较“低调”，但实际步子迈得比较大。此前部分收缩性、限制性政策在多地政策正在退出，最卡脖子的“三条红线”也有松动的迹象。尽管没有夸张到房地产重回C位的程度，但是放宽乃至鼓励的趋势还是比较强劲的。

而互联网产业的情况正相反，鼓励“数字经济”的政策定调很高，实际的政策调整并不明显。反垄断、严监管的政策基调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市场氛围依然偏悲观。

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产业的行政管理机制造成的。和房地产业相对比较成熟、集中的管理机制相比，互联网产业的监管分散，涉及十几二十个部委，到了地方“婆婆”就更多了。如果说房地产政策主要是避免政策面出现“集中谬误”，那么互联网产业面临的“分散谬误”则要更为难解。

既然鼓励“数字经济”发展是既定的大方向，那么早日形成合理的管理机制，落实“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的原则，避免对产业发展过度干预，就是应该尽快着力解决的。避免“九龙治水”造成的产业发展寸步难行，是当务之急。

此外，还有环保等诸多政策，也应充分考虑到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市场的现实状况，避免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因被过度束缚而收缩。

总之，“收缩性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副作用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谨慎出台”、“避免出台”无疑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实际的产业发展状况、总体经济目标，对现有带有收缩性、限制性的政策作出调整。

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对放宽货币政策的呼声比较高、认识也比较一致。但是，如果没有产业发展的空间去承载宽松的货币，很难产生有效的经济增长。“印出来的钱”不是经济增长，真实的产业发展才是有效的经济动力。如果不给产业松绑、企业松绑，宽松的货币只会积累泡沫，堆积新的金融风险。

总之，产业政策的调整对2022年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仅次于疫情防控形势，甚至在持续性上还更胜一筹。

04

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重要的国家，中国经济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外贸出口、企业海外融资、大宗商品的稳定供给等等，是中国经济重要的经济因素之一。但这涉及到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既复杂又充满不确定因素，就不展开分析了。

就结论而言，中国经济表现不可能脱离全球体系。要实现年度增长目标、保证经济平稳运行，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如何处理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如何在全球供应链中维持中国的地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命题。

综上，2022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六稳”“六保”的政策目标，能否保障民生和经济运行质量，最重要的“变量”就是疫情防控、产业政策和外部环境。这三大变量对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将会起到决定性因素。

投资领域，政府投资需要坚实的财政支持，民间投资需要坚定的市场信心。早日走出疫情阴影，才能减少疫情防控对财政收入、企业经营的波及，而这一点对投资拉动的影响，可以说最直接、最为决定性。产业政策则是影响投资信心的另一主要因素，而外部环境关系到外资利用和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

出口领域，则主要受疫情防控和海外环境的影响，间接也受到环保等国内政策的影响。

而消费领域，本质上就是民生水平的体现。保民生、稳就业和消费提供的经济动力是“三位一体”，是所有“变量”的集中体现。毕竟，身陷疫情也好，产业发展乏力也罢，乃至外部环境恶化，都直接关系到民众的钱袋子。

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复杂，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就是三大“变量”对经济运行的合力。

尽管面临不少困难和考验，但也不必过度忧虑，毕竟这三大“变量”中可以主动作为做出积极调整的成分是主要的，经济不确定性还不至于到了不可控的程度。而且，方向也是明确的。

只要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到实处，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定调及时转化为实际的政策执行力，那么2022年的中国经济还是很有希望的。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经济发展永远要面对现实、着眼未来。刚开始的第二季度，将是全年经济的关键时段。因为疫情防控的走势，国际关系对外部环境影响的趋势，都会在第二季度趋于明朗，第二季度更是及时推进产业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第二季度中国经济的相关政策和整体表现，将会为全年经济表现定下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