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时，毛主席下令：“禁止任弼时到场参与”，为何？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日子，当天下午，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开国典礼，30万军民亲临现场，共同欢庆这一伟大时刻。

然而，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一些场外同志却突然发现，看台上没有任弼时的身影。

任弼时同志操劳一生，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时任“五大书记”之一的他，完全有资格参与到这盛典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何没能在看台上发现他的身影？

正当这时，有知情人士出来透露称，禁止任弼时到场参与，是毛主席亲自下达的命令，而且，主席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在为任弼时考虑！

那么，任弼时当时究竟出了什么事？毛主席做出这个决定，内里又暗藏什么玄机呢？

图|开国大典

1904年，任弼时出生在湖南湘阴县一户普通贫苦家庭，其父任裕道以担任教员为生，因此对儿女的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在父亲的要求下，任弼时五岁便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

良好的学习氛围熏陶下，任弼时逐渐展现出自己过人的学习本领，他7岁考入明德小学，12岁被长沙师范附属高小录取，后又转入长郡中学学习，在此期间，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可惜的是，任家在1920年遭遇变故，再也无法拿出多余的钱供任弼时读书，这位优秀的少年不得不辍学回家。

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处于黑暗当中，如任弼时这样的退学青年，大多都选择就此放弃读书，早早进入社会，沦为一名普通工作者，但任弼时却没有这么做。

即便已经濒临绝境，任弼时依然没有放弃自己，他继续积极寻求着自己往后的人生之路。通过不断阅读和探索，任弼时逐渐被国外传来的先进思想所吸引，经过一番考量后，他决定加入由毛主席等人成立的俄国研究会。

研究会的同志对人才极为看重，任弼时如此出色，上级自然不会亏待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任弼时很快便被引荐，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1921年，得到了前往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深造的机会。

1921年春，年仅17岁的任弼时，身上揣着组织给的介绍信，小心翼翼地乔装打扮着，和肖劲光一同坐上轮船，朝着海参崴的方向前行。

图|肖劲光

一路上，由于低估了海上的气温，身着单薄的两位同志很快就被海风吹僵了身体，在这种状态下，身体虚弱的任弼时患上了严重感冒，一连几天都下不了床。

更为悲惨的是，海参崴当时正在闹鼠疫，由于担心国内百姓受到危害，苏联海关严禁体温不正常的人士入内。

得知这个消息时，任弼时和肖劲光已经站在了检查站中，肖劲光体温正常，立即通过了审核，而任弼时却因为高烧，被认为有身患鼠疫的可能，被当地海关所扣押。

面对这种情况，任弼时和肖劲光又急又气，但他们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没办法，肖劲光只能先走一步。

肖劲光走后，任弼时在休养中恢复了理智，他冷静地找到当地负责人，告诉他们，自己是来苏俄谋生的工作者，当时发高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患上了感冒，如今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为证明自己的说法，他还愿意再次接受体检。

紧接着，他再次拿过工作人员手上的体温计，将其夹在腋下，为使工作人员看得更真，他还故意将体温计的水银头露在外面，在场人见他如此镇定，便同意通过了对他的审查。

此时距离肖劲光离开已经过去了一些时间，任弼时赶紧再度启程，两天后，成功在伯力与肖劲光重逢。两人随即坐上火车，继续向莫斯科进发。

苏联当时的物资也十分匮乏，俩人坐的那辆火车既没有热水，又没有暖气，更为重要的是，该火车驱动靠的不是煤块，而是木材。于是，每隔一段时间，火车便会因没有燃料而停住不动，每到这时，任弼时他们都得冒着严寒，外出将木材丢到锅炉中，让火车再次动起来。

图|苏联老火车

就这样，任弼时和肖劲光走走停停，一直到7月9日，才终于抵达莫斯科。同年8月，辛苦良久的任弼时，总算开始了自己在莫斯科的学业。

求学期间，由于缺乏生活经费，任弼时只能坚持勤工俭学，靠着每日200克的黑面包勉强度日，然而，因为心中有足够强大的目标支持着，即便经历再多困难，任弼时也从没有喊过苦和累。凭借自身出色的才华，他迅速在学校中崭露头角。

1922年，任弼时的本领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成为了我党最早吸纳的一批党员之一。

1924年，刚刚学成归国的任弼时，便得到了组织的重视，被派往上海，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一职。由于工作仔细，任务完成率高，他在两年内就被提拔为代理中央书记。

1927年，为谋求更高利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残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政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开始大肆毒害共产党人，一时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地下党同志们的处境陷入危难之中。

图|蒋介石

1928年，任弼时接受中央指令，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安徽巡视党建工作，没过多久，由于被叛徒出卖，任弼时被国民党逮捕，押入监狱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那位叛徒从未见到过任弼时本人，国民党对任弼时也是只闻其名，不知其人，于是，任弼时成功隐藏住了自己的身份，这也为他为往后的自救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监狱中，国民党凶神恶煞地逼问他：“你是做什么的？到这边来究竟是想要做什么？赶紧老实交代，不然要你好看！”

任弼时明白自己绝对不能暴露身份，他眼珠一转，迅速想出一套应对之词：“我名为胡少甫，是位湖南人，到这边来是做生意的。”紧接着，他又故作委屈地开口说道：“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你要将我关起来，我还要去做买卖呢！”

任弼时说得太过义正辞严，编的故事也十分完整，国民党人一听，不免有些相信了他的话。不过他们向来谨慎，即便是普通老百姓，只要是被他们抓起来，也免不了要脱一层皮，于是，疑是“生意人”的任弼时也遭到了毒害。

国民党折磨人很有一套，老虎凳、辣椒水只是他们的常规手段而已，在被这些“玩意”折腾时，任弼时凭借顽强信念，从未吐露过一丝党的消息。最后，国民党人也厌烦了，眼见套不出消息，他们决定将人转移至安庆，由那边的人继续审讯。

图|国民党刑房

或许是上天眷顾，在即将被押入前往安庆的船只时，任弼时发现了自己的一位同乡——彭佑亭。

彭佑亭是一位小商贩，任弼时与他打过一段时间的交道，对于他的人品，任弼时信得过。

正当这时，彭佑亭也发现了被捆着的任弼时，隔着老远的距离，便开始向他打招呼，同时向他走来。

任弼时也开始以一副跌跌撞撞的模样，往他的方向走去，同时用眼神警示他，让他不要出声。

这场闹剧吸引来一堆围观者，他们围着成一圈，对任弼时一行人指指点点着，似乎十分好奇的样子。

随着人群越来越密，敌人开始急了，唯恐出现什么意外。他们手持警棍大声喊道：“快点离开，一个赤脑袋，有什么好看的？”

任弼时听到后，再次以被冤枉的态度，提高声音挣扎怒吼道：“我不姓赤，我叫做胡少甫，是一名生意人……”

在这番话中，任弼时不仅交代了自己目前的状况，还隐蔽地道出了自己妻子在上海的住址，很显然，他说这番话的原因，就是希望彭佑亭能根据线索去找到相关的人，从而将他救出去。

彭佑亭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很快就听出了他话中的深层含义，不久后，这位同乡人偷偷摸摸地下了船，根据线索，找到了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于是，中央开始紧急部署对任弼时的救援活动。

图|陈琮英

1929年2月，在全体同志的积极筹备下，对任弼时的营救活动准备就绪。

首先我党邀请律师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安庆警备司令部将任弼时转移到安徽高等法院。

之后，刚刚生产完的陈琮英同志，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煤车，来到工作人员面前，将任弼时的身份洗得清清白白。由于任弼时同志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国民党人没有掌握相关线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只能宣判任弼时无罪，于是，在这年的三月，任弼时正式离开了国民党牢狱。

令人遗憾的是，任弼时出狱后，陈琮英告诉他，他们第一个女儿，因为感染风寒不幸夭折了。任弼时深感痛惜，却也无力回天。

1929年下半旬，短暂的休息后，任弼时收拾心情，再次投入工作当中，然而，就在他担任江苏宣传部长，前往上海参与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因为叛徒出卖，任弼时再次遭受国民党逮捕。

对比上一次，国民党人此次对任弼时的折磨手段，来得更加残忍和严厉。很明显，国民党已经确信他就是共产党，而且身份颇高，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怎么可能轻饶他？

在那牢狱之中，敌人明白采用普通手段撬不开任弼时的嘴，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反动分子们找来电椅，试图用大功率电流对任弼时处于极刑，逼他开口。

图|任弼时

然而任弼时的骨头比他们想象中还要硬，即便后背已经被电流贯穿，出现了两个拳头大小的口子，任弼时依然嘴硬地说自己是位生意人，此次受捕，也只是一次无意的牵连。

不久后，任弼时受捕的消息再次传入周总理耳中，周总理立即派出地下党同志采用妙计，再次将他救出。

两次濒临身死的经历，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机能，然而，为了社会的安宁，任弼时还是咬牙坚持着，继续处理任务。

1934年，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执行任务，在这途中，我军兵团遭遇敌人围攻。任弼时明白，敌我双方差距过大，正面硬刚必定遭遇不幸，为保留革命火种，任弼时同志与战士们只能东躲西藏。

有一天，实在抓不住人的国军在不远处设下陷阱，红军战士们往那边逃跑时，一时不查，任弼时的脚被竹签整个贯穿，鲜血直流。面对这种绝境，任弼时依然没有丝毫慌乱，他硬撑着将竹签直接拔去，之后强忍疼痛继续赶路。

红军当年的处境太过艰难，匆忙的行军途中，根本顾不上将伤妥善疗好。在炎热天气的不断暴晒下，任弼时的伤口很快就感染发炎，肿痛得再也走不了路。

迫于无奈，医护人员只能对其进行放血治疗，脓血大股大股地往外流，可里面淤血却一直挤不出来，为了往后着想，任弼时让医护人员直接将纱布扭成长条，来回拉扯着挤淤血。

图|任弼时

这种治疗方法，看着就知道十分难受，亲眼目睹医护人员真的按任弼时说的去做时，战士们都心疼得冒出了眼泪。

此后，任弼时便必须由战士们搀扶着，或者抬着往前走，在寒冬腊月天的一次抢险渡河行动中，任弼时整个人被水流打湿，他的背上本来就残留着当年被电击留下的伤痕，再加上脚上的伤，寒气立即袭击他的身体。没过多久，他便再次病倒了，这次受伤后，他休养了许久，身体才稍微好转一些。

虽然任弼时的身体不好，但在组织当中，他却一直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责任。

1937年，国内敲响全面抗日的号角，任弼时接到指令，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大部队前往前线抗战。

1940年，他被派回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事组织的后勤工作，因为为人和蔼，问题处理极为周到，被战士们亲切地称呼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开，由于工作出色，任弼时被推选为“中共五大书记”之一。

1947年，任弼时拖着病体同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同向陕北转战，并在这途中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军队每次驻扎，他都要亲自为战士们安排房屋，布置屋外警戒力量，算计好物资供应，当领导人开会时，还得参与决策的讨论。于是，大家都称他是中央部队中身体最差，却又是最忙碌的人。

图|毛主席

1948年春，中央部队驻扎于河北西柏坡，任弼时当时血压很高，心率也严重不齐，却依然强撑着协助周总理工作，协调各个战略区后勤问题。

1949年3月，任弼时跟随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一起进驻北平，不料在参与完西苑机场阅兵式后，再次突发疾病，医生诊断后发现，他的这次病发，比以往每次来得都要严重。

任弼时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要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病痛当中，他不辞辛劳地写下了一份1.2万字的报告，并将这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

4月，任弼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进行政治报告。依他当时的身体，做这种长篇报告，还是过于勉强。才只是讲了开头的一小部分，任弼时便开始感到头晕目眩、胸闷气短，台下同志关心他的安危，建议他选别的同志代劳。任弼时遗憾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却始终不肯中途离场。于是，在荣高棠同志代他演讲时，他一直坐在一旁，坚持到会议结束。

翌日，毛、朱、任、刘、周五位书记设宴款待第四野战军指导员以及干部，欢送战士们南下渡江，为解放江南而战，任弼时虽深感不适，却也与他们一同庆祝。事后，医护人员见他实在难以支撑，劝他赶紧休息，他这才答应等公务稍微清闲后，便立即请假休养。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完后，任弼时的疾病再度恶化，糖尿病、脑供血不足等问题，已经严重危害到了他的生命安全。这一年的5月8日，任弼时昏倒在了青年代表大会会场，医生诊断后发现，他的眼底已经出现了细小的出血点，同时脑部血管产生器质性现象。

图|任弼时

这些病状无不向大众证明——任弼时病情过重，已经不适合继续工作，听闻工作人员汇报后，中央领导人勒令其停止工作。没过多久，任弼时便在医生陪同下，被送入玉泉山休养所休养。

与此同时，中央正在筹备开国大典事宜，身为国家的大功臣，任弼时当然有资格参与其中，然而，医生却告诉诸位领导人：依照任弼时当前的身体状况来看，根本没办法进行如此超额的活动。

虽然可惜，但为了任弼时的身体安全着想，毛主席还是亲自下达指令：“禁止任弼时到场参与开国大典。”

任弼时听到主席的命令后，无奈地对妻子笑了笑，说道：“没办法参与如此盛典，可真是可惜呀！”

妻子明白他的失望，温柔地安慰道“没关系的，虽然你不能亲自去到现场，但远征可以（任弼时女儿），毛主席已经说了，会让远征代你去看看那副盛况，我在这里陪你听收音机，远征回来后，再让她讲讲当时情况。”

就这样，在其他领导人亲临现场，与百姓一同欢庆新中国成立时，任弼时只能呆在疗养院中，与妻子一起倾听广播，然而即便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任弼时对开国盛典依然充满热情。

当毛主席用响亮、豪迈的声音说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任弼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对妻子感叹道：“这场胜利来得太过不易，我们必须珍惜它！”

图|开国大典

或许是新中国成立给任弼时提供了更充足的动力，在往后的休养中，任弼时表现得更加配合，医生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让干的决绝不干。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静不下心来，即便再怎么配合，任弼时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

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时的状态后，主动派出苏联医疗专家抵达中国，经过一番诊断，医疗专家们得出结果：

“任弼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明显硬化之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引起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

这些病状放在现在都是要命的病症，更不用说是在当时，更为重要的是，依照中国当时的医疗条件来看，根本没办法对其进行妥善治疗。于是，当苏联专家的报告被传到领导人耳中后，中央立即下令，让任弼时前往苏联疗养。

临行前，害怕任弼时想太多，毛主席还亲自劝慰他道：“如今国家的事情虽然繁重，却也不像往常那么吃紧了，你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身体养好，只有养好身体，才能继续工作。”

听完主席的话，任弼时原本忐忑的心安稳了许多，他也终于下定决心，一定要抛开杂念，好好疗伤。

任弼时在1949年12月抵达苏联，先是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了20多天后，又被送入巴拉维赫疗养院休养，到了1950年的春季，任弼时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很多。

图|任弼时

这年5月，任弼时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再次进行身体检查，经过诊断，院方认为他在苏联的治疗已经颇具成效，可以回国参与适当的工作。

他们却不知道，身为一位立志为国家奉献一切的书记，任弼时工作起来经常忘记一切，医生建议他每天只工作4小时，他却时常通宵达旦地处理问题。

在这样的操劳下，任弼时很快又再度病倒。1950年10月26日，医生向中央发出了他的病危报告。

在有限的医疗设备支持下，即便专家们再怎么努力治疗，也没能再次从死神手中将任弼时拉回来。就这样，在这一年的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离开了人世，年仅46岁。伟人离世，全国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