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纪念李泽厚的人 其实大多是在怀念八十年代

今天有人问起我关于80年代，我最常的回答是这样：那肯定不是我们中一些人美化出来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大学教授有可能比电影明星更走红的奇怪年代；那甚至是一个“不太正常”的时代；但，那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朝气蓬勃的时代……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陈季冰

11月3日上午，李泽厚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不久，澎湃新闻的评论编辑李勤余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

我沉吟片刻后拒绝了他，我坦率地告诉勤余，李泽厚的著作我年轻时读过不少，他的学术思想我还是了解一个大概的，也有一些我自己的看法。正因为这样，我担心我会写着写着就把李先生写低了。这样的悼念时刻，这种文章显然是不合适的。

如今，又过了半个月，加之耳际不时飘过几片关于此事的纷扰，我想要说些什么的念头反而越来越强烈了。

这些天有好几位80后朋友在网上与我交流到李泽厚及其学问，他们大多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像我这样的所谓“前辈”对李先生之逝反应这么强烈。

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好学青年，也是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的疑问折射出来的其实是这样一个恒久的问题：人与他所处的时代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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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一时公认的杰出人物，能够超越自身的时代而进阶永恒的，也是寥若晨星。因此，我们今天纪念或讨论李泽厚，显然无法脱离上世纪80年代这个特定时期。 而李泽厚，就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我生于60年代末，80年代正好覆盖了我从10岁出头到20出头的全部青春期，而我的大学本科又恰好从1986年到1990年。 因此我常常有些自得地对许多年轻人吹嘘说，我的大学生涯是49年以后独一无二的。

某种程度上说，我这一代大学生大概也是49以后最幸运的一代。像我这样典型的“80年代新一辈”至今对当时李泽厚们在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中掀起的“美学热”、“尼采热”、“精神分析热”、“存在主义热”、“朦胧诗热”……依然记忆犹新。

笼统地说，80年代是一个“文化热”的时代。 今天也有人说，那是五四以后现代中国经历的一次“再启蒙”。而这群星光熠熠的思想明星中，除了李泽厚，还有刘再复，还有金观涛……说起他们，今天的年轻一代或许就更加陌生了。

今天回头看，他们的最大意义显然并不在于思想洞见、理论深度和学术水平，而在于时隔一个甲子后的“重新启蒙”。

对于那个时代已经习惯了僵化和一维思维、思想观念上不敢越雷池半步、甚至仍动辄见识到“大批判”的人们来说，李泽厚们就像在一间漆黑的铁屋子里为自己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让他们看到了以前连闭上眼睛想都不敢想一下的东西——甚至还有那些来自隔绝了几十年的遥远西方的“异端邪说”…… 令他们的整个人生为之改变。

对于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些80后年轻人而言，他们当中悟性好一点的，也许能够勉强理解那个已经逝去的80年代。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有与我们这代人一样的感性体悟。我之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 他们对李泽厚之逝所引发的缅怀感到不解，正是这种时代错位的体现。

但对我们完全不一样，我的一位好友，也就是冰川思想库最初的五位创始人之一，那个笔名“龙树”的，他是70年代生人，比我小了近10岁，他在90年代中叶高考时报的正是美学专业。

由此可见，李泽厚的巨大影响在那时余波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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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多数像我这样最典型的“80年代人”，因为此后30多年又经历的许许多多，特别是如果依然在不断学习和思考的话，李泽厚们曾经说过些什么，说得对不对，其实已经并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他们曾经在黑夜中为我们擦亮过一双寻找光明的眼睛。

这就好像，今天几乎不会有多少人会认为，那篇40多年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蕴含了多少哲学上的真知和创见。若要从认识论的学理层面较真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偏颇和不全面的。

▲李泽厚逝世的报道截图

因此，如果你想要去理解为什么这样一篇理论学术上“见识平平”的文章能够在当时引起如此举国轰动，你就要设身处地回到那个万马齐喑、思想禁锢的“两个凡是”的年代——所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根本就不是一场哲学专业对话嘛！要不然怎么可能会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大讨论呢？

其意并不是厘清一个哲学问题，而在于打破束缚人们行动的思想枷锁。

所以，那天听闻李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的思绪在第一秒钟就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

我当时想，李泽厚是一个身上刻满了80年代“新启蒙”印记的符号性人物。 今天有许多人经常回忆起80年代，他们呈现的多是一些个体的、感性的、具体的片段。如果能够借纪念李泽厚的契机全面地梳理一下80年代的精神遗产，倒是一项善莫大焉的有益之事。

这将是一个相当庞杂的工程，也必然会触碰到现实政治方面许多绕不过去的障碍，但并非完全不可为。

若以李泽厚的学术思想为例，如我对澎湃新闻编辑所说，作为一个当时“文化热”的追随者，我读过李先生的不少著述。他的思想史系列，无论是80年代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还是90年代的《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我都认真读过。

实际上，那本当年洛阳纸贵的《美的历程》我也读过， 只是我对美学专业兴趣有限，因而印象不深而已。

站在今日已有的视野和高度，我可能不会对李先生的学术给出特别高的评价。

我后来曾经读到过一篇林毓生先生的文章，里面写到过李泽厚。李泽厚刚到美国时，林毓生曾与他有过谋面，还一起吃过饭。

林先生评论李泽厚的那些说法，比如“吃饭哲学”“西体中用”之类“相当粗糙”，“没多少道理”……语气间似乎有些奇怪为什么李泽厚在中国大陆有那么大名声？

这其实也是我前文里讲到的“时代错位”，林先生也像今日80后年轻人一样，无法体认中国大陆上80年代时的那种思想氛围。当然对林先生而言，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空间错位”。

不久前刚去世的另一位学术大师余英时先生也曾有过文章评论到80年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比如“《河殇》热”与所谓“影射史学”的问题等等。李泽厚到美国后与余先生也有过不少交往互动。总体上说，余英时对80年代中国大陆新启蒙的评价不高。

我个人认为，余英时不仅是“当代中国学术第一人”（见《余英时留下的薪火，后继无人相传》），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水准当世首屈一指， 他对于中国现当代的思想文化状况的认识和剖析也是难有人望其项背的。

林余诸先生远在海外隔岸观火，他们对梳理80年代“新启蒙”的精神遗产已经作出了一些开创性工作，尽管他们是无意识的、零星的。

吾辈中应该有人接过这个课题，把它有系统地做下去，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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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八卦的兴趣是人性的永恒，李先生之逝引发了坊间一些当年他及他的同代人的“狂狷”故事的再度热传，诸如他为自己某位学生所作的那篇奇怪而不负责任的书序之类。近来，似乎学术圈子里还由此泛起了一些令人掩鼻的大言不惭和口水之争。

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是80年代遗风，也有人赞美它是“魏晋风骨”。

当然，以我的个性，是不会欣赏这些“行为艺术”的。尽管我基于对当时精神风气的认知，也是能够理解这种所谓“魏晋风度”的。不过，我这几天读到的几篇记载李泽厚赴美后一些私人生活细节的文章显示， 李泽厚在现实中远不如我过去印象中那么狂狷，晚年的他是一个随和、易相处的人。

一年多前友人张力奋君告诉我的一件趣事倒是大大增加了我对李先生的好感，当时李先生还健在。力奋说，他曾在美国采访过李泽厚，具体的采访内容不太记得了，但访谈间李先生对他说的一番话令他印象深刻。

▲上世纪80年代风靡国内的李泽厚著作

李先生自述，他已经过了80，无法再投入很多精力于读书写作了。自己平生的最大物质财富也就是满屋子的书了，他已决定在离世之前把这些书全都“处理”掉，不带一本书，空手去见上帝。因此，凡是他邀请上门的客人，走的时候可以随意拿走他家里的任何书，不需要征得他的同意……

这桩故事让我看到了李先生真性情和真豁达的一面，放到大处说，这或许也是构成80年代复杂面向的一个真实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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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人问起我关于80年代，我最常的回答是这样：那肯定不是我们中一些人美化出来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大学教授有可能比电影明星更走红的奇怪年代；那甚至是一个“不太正常”的时代； 但，那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朝气蓬勃的时代……

如今很多人怀念80年代那种“思想解放”的舆论氛围和政治环境，他们今天纪念李泽厚，说到底无非也是在缅怀他们心目中的80年代。我很理解他们的这种情绪，然而我觉得，这里面也是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的。

我希望，这种怀念最后不至于变成一种空洞的牢骚，一种推卸自己这一代人责任的托词。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文汇报，在那里一呆就是10年。因为这段特殊的工作经历，我的“80年代文化记忆”比很多人更加丰满。我今天最想说的是，80年代与今天的空气的确不一样，然而当年文汇报发表关于话剧《于无声处》的报道、发表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拒绝发表批判“精神污染”的文章……时，周遭的氛围也不是一片祥和欢快、莺歌燕舞，面临的压力也不会比今天人们经常抱怨的那些轻。

未来人写历史时最有可能的结论是：与李泽厚那一代“再启蒙者”相比，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更不如。囿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他们在学术领域没有取得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而我们这代人，不仅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学术成绩，连他们曾经有过的热情和勇气也丢失了。

*题图为李泽厚（图/视觉中国）